国庆长假自驾游

法院案件负担和功能负担的加重，实际上与司法改革所试图回应的治理危机有相同的成因，即央地博弈关系格局中的权力上浮、责任下沉规律。

从宪法思想史的角度看，宪法实施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清末民初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代表大会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权威。

目的论的宪法实施代表有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认为宪法是西方舶来品，当时中国社会尚不具备实施宪政的条件，需等到条件成熟后才能实施宪政。此外，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宣传部门，都要结合实际，经常地、反复地、生动活泼地宣传和表彰切实执行宪法的好人好事，揭露和批评各种违反和破坏宪法的行为，造成维护宪法的强大舆论。[62]比如，彭真曾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题词：严肃执法。如果国家行为超出这种界限，则构成违反宪法。[32]萧公权：《宪政的条件》，载《独立评论》1937年238号，收录于萧公权：《宪政与民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这种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法理论中将政治过程分为决议和执行两种过程也有一定的趋同之处，因此被我国宪法学说继承并发展。参见《彭真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7]如《宪法》第102条规定，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3）不赞成轻易修宪的观点本身是有道理的，但应该对修宪主张中的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做鉴别。当然，人之常情，不指出文章作者的姓名是可以理解的，但文章标题和其所在刊物名称和期号，是应该注明的。分类是复杂的，某些分类本身往往就是违反宪法平等保护原则、对一部分公民实行歧视的体制性表现。

（二）关于全国人大可超越宪法列举的范围立法设立新的国家机关的论证不能成立。草案起草部门、提案主体的立场 与宪法的立场两码事。

有合理基础的分类行为，如对公民做是否有犯罪前科的分类，在受合宪性审查时放得比较宽。[11] 2.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历史趋势，是在制度上逐步减少分类或限制分类。（4）由于国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机关权力趋于无限，上面三种损害宪法秩序的情况迟早会同时发生。这样做实际上是折返1982年宪法诞生之前的时代。

内容摘要：国家机关法不禁止皆可为之说违背宪法学常识，造成诸多后续认识问题。然后，《另》文用同一类人取代公民，将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原则解说成仅仅指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作者进而质问道：监察法不就是国家机构的基本法律吗？不修改宪法，制定监察法，不就是根据宪法，具体地说是根据宪法第62条的规定吗？ 以上引文中其作者的根本性错误，是因不懂得权力并行列举法及其限制国家机关权力的原理，从而搞错了宪法第62条国家机构之所指。这显然违背了宪法学者应该遵守的职业逻辑，其行为性质与刑庭法官老是同检察官立场和态度完全一致性质相同。

恩格斯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这就是宪法对全国人大的授权，同时也是宪法对全国人大职权的限制。

为避免重复援引，请允许笔者按《另》文列出以上4条理由的顺序一一做回应：（1）全国人大同任何其他国家机关一样，宪法没有授权即不可为，宪法没有禁止全国人大设立某种新的国家机关不成其为全国人大超越宪法授权立法设置它的理由。（7）公民权利（GMQ），立宪后人民权利的具体宪法表现，是前面说到的公民的政治权利（GZQ）加非政治权利（FZQ)之和。

反过来说，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如果权力不以列举的为限，那同完全不列举没有两样，制宪等于不制宪，有宪法等于无宪法，制宪、修宪、释宪都等于画蛇添足。一部法律草案，合宪就是合宪，不合宪就是不合宪，有不合宪或违宪的部分，哪怕只有1%，总体上也站不住——这应该算是有法学、宪法学特色的数学。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表达，真实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机构的权力都比较难以直接定量，但可间接定量。[5] 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3）第三层次：机构、部门、机关。可是，《另》文在所有场合，都是检察官的自我定位。

现行宪法规定的人大制度，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国家制度，是中国正在实行的政体，属于社会存在范畴。任何宪法学者基于其职业责任，面对一个尚有哪怕仅1%或0.1%不合宪的法律草案，他/她都应该花100%的努力去纠正或澄清那1%或0.1%有不合宪嫌疑的文字。

宪法没有规定监察委员会，不等于全国人大就不能在宪法之外设立监察委员会。须知，如果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限于同一类人内部，那么，我们中国十三亿多人少说可以分为成百上千类，仅仅以职业、受教育程度、出生地、民族、财产状况做细致划分，就能粗略分出几百类人。

此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若欲扩大自己获授权的范围，必须通过宪定程序来进行，一般应该通过修宪来进行。其中国家主席是代表国家的独任制国家机关。

以上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有三重关系及其内部比例关系特别重要：（1）法权和法权结构。[15] 现行宪法摆在那里，它是我们民族公共生活从人治走向法治、从泛政治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伟大里程碑。面对这些规定，任何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没学过法学、宪法学，按正常的语义和逻辑，也完全能够看出这是在以逐项列举的方式分配权力，列举给谁的就是谁的，没列举的就没有。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因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的工作性质、为社会服务的方式各不相同，社会对他们的要求是在守法或不违法的前提下恪尽职守。

不仅如此，作者在中国宪法中找不到打破公民受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根据时，又到外国的说法中找来权利克减证明担任公职的公民称为事实上的犯罪嫌疑人时不应受法律平等保护，而且把权利克减的精神、适用范围等都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我国宪法第三章的标题就是国家机构，它事实上分为中央国家机构和地方国家机构两大块。

以最终直接消耗的经费支出数量和所占比例来度量国家机构的权力大小是可选择的办法之一，因为，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归根结底是属国家机构所有的资财，这一点笔者早已做过证明。但是，根据权力并行列举法原理，《宪法》第62条中的国家机构是特指，即特指宪法已经列入国家机构名单的那些国家机关，如国务院等。

所谓职业逻辑，一般指从事某项职业者基于职业身份而应当遵循的道义的或伦理的准则。《另文》关于 同一类人在法律面前才平等的说法，等于彻底否定了不同类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从而也彻底否定了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原则。

宪法不会允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超越宪法修改程序把一个宪法自己从来没承认也不认识的组织放进自己的国家机构名单。（3）第三是作者对此前违反常识且不必要的话语的重复。本体是第一位的，派生体是第二位的，因此，派生体的权力都是受限制的、有限的。这也影响了《另》文本身的可信度。

由代表与被代表关系等宪法原理所决定，代表机关发挥灵活性只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超越宪定职权范围就是突破了宪法设定的底线，必然对法治秩序的核心即宪法秩序造成损害。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应该坚持按宪法的规定办，不应抛开宪法的规定另搞有利于依据需要之类的标准。

从党的领导与全国人大的关系看，这套说法相当于证明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要求过时无效。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1）欧美的权利克减所追求的是权利保障的实质平等，是要削减强势者的超强社会影响力，让弱势者能够有效监督，因此，被克减的都是在职在任的官员、名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听说过克减已经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诉讼权利的情况。同样，我国立法与解释解释宪法是两种分开的职权，在世界其他立宪国家也是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行使的职权。